「环时深度」工资30年不涨，日本陷入死循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失败）

导读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失败~：环球时报【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 蒋丰 黄文炜 程毅】“日本平均工资原地踏步30年”，经合组织（OECD）近日的数据令纷纷哀叹“日本经济发展长期停滞”，而日本工薪族似乎已经习惯工资不涨、物价不增的生活，忘记了经济高速成长年代涨工资曾经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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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 蒋丰 黄文炜 程毅】“日本平均工资原地踏步30年”，经合组织（OECD）近日的数据令纷纷哀叹“日本经济发展长期停滞”，而日本工薪族似乎已经习惯工资不涨、物价不增的生活，忘记了经济高速成长年代涨工资曾经是必然的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也没有被列入自民党众议院选举的政策主张，有议员质疑它只是用来迷惑选民的“海市蜃楼”。“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失去的30年”……日本还有几个十年可以失去？

“稳定”是被动承受的结果

今年10月，日本国税厅一年一度的《民间收入实态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为433万日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较2019年的436.4万日元减少0.8%。几乎同一时间，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平均工资为38514美元，在OECD35个主要成员国中排第22位。近30年里，日本平均工资仅增长了4.4%，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而美国平均工资增长47.7%，英国增长44.2%，超过日本的十倍。此前，日本工资金额在2015年被邻国韩国超越。

日本《东洋经济》杂志还分析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公布的最新“巨无霸指数”，日本一个巨无霸售价390日元，相当于3.55美元，而美国的售价是5.65美元，英国的售价是4.5美元，韩国的售价是4.0美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各国巨无霸售价与日本的差距，基本跟各国上班族的平均年收入同日本的差距持平。这说明日本上班族的工资不涨，物价也不涨，总的来说就是两个字——“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体现国家经济规模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与1990年的数据对比后发现，近30年里，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名义GDP增长到原先的3.5倍，第二位的中国增长到原先的37倍，而第三位的日本名义GDP仅为原先的1.5倍。就连第四位的德国，名义GDP也增长到原先的2.3倍。日本经济增长的缓慢程度尤为明显。从人均GDP来看，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日本在七国集团（G7）中也仅排名第六位，比较靠后。

事实上，日本的这种“稳定”并不是主动争取的，而是被动承受的结果。“工资30年不涨”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共识。

之所以会有“工资30年不涨”的说法，是因为2020年的工薪族平均年收入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持平。1950年，日本企业员工的平均年薪为12.8万日元，是前一年的108.1%。从那时起，尽管经济增速起伏不定，但日本工薪族的年收入却稳步上升，1971年达到100万日元，1975年达到200万日元，1981年达到300万日元，1989年达到400万日元。

但一切都在1993年陷入停滞，1998年不良债权问题又全面爆发，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从那时起，日本企业不给员工加薪变得司空见惯。1998年，日本企业员工的平均年收入自二战以来首次呈现下降趋势，是上一年的99.4%。 到2012年，日本企业员工的平均年收入已经下降到408万日元，与1989年持平。

近年来，公司员工的年收入有略微上升的迹象。然而，去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又导致经济衰退，日本的经济复苏较为缓慢，有些民众担心收入下降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收入没有增加，又导致消费无法提升，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看看OECD列出的世界各国的零售额增长情况，2020年，挪威的年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同比增长8.34%。而日本比前一年下降3.26%，在七国集团中排名第六。工资不涨，消费不增，物价不涨，日本正处在一个“不加薪也不买东西”的循环中，“失去的30年”或许会变成“失去的40年或50年”。

最近这两年，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愈发严重。但是面对贫弱者，却出现一种“自己的责任，自作自受”的舆论。比如，“一个人之所以无家可归成为流浪汉，是因为他没有努力”“非正式员工很容易被解雇，也得不到奖金，因为他们没有努力地成为正式员工”“选择家里蹲的人，因为本身不努力”等等，总之，日本社会开始变得不那么宽容，一种“生活不如意都是自己的责任”的论调开始流行。

30多岁的工薪族小川对说：“我结婚五年，小孩现在三岁，去年刚买了房子，由于我的工资只是日本平均水平，养家糊口有点难，不得不让妻子也出去工作，白天只能把孩子送到保育园。作为一家之主我很惭愧，没能在经济上撑起一个家。”

企业不解雇也不想涨薪

综合日本的分析来看，“工资30年不涨”的原因之一，在于日本企业不信任银行，主要靠“节流”稳固财务。日本宏观经济学专家、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的小林庆一郎教授分析称，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就连日本企业笃信绝对不会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都相继破产，国家对不良债权问题的处理直到2005年才算告一段落，成长率低的企业因为看不到未来，所以不愿意给员工涨工资，大多数日本企业也觉得银行不可靠，只能靠节省人工成本来稳固财务基础，其结果是企业管理趋于稳定，破产数量大幅减少。

此外，小泉政权下的体制改革，大大增加了日本非正式员工的数量，扩大了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也有分析认为，日本上班族平均年收入不涨，是受非正式员工的“拖累”，只要做了正式员工，便不用担心收入问题。事实真是如此吗？

2019年，时任经团联会长的中西宏明发表了“调整终身雇佣制”的言论，把真相赤裸裸地展示给了众人。他认为如今的日本企业不够强大，即将无法维持终身雇佣，也无法为员工的未来负责。2021年10月，三得利控股社长新浪刚史也提出“45岁退休制”的言论，引发众怒，但也暴露出日本企业的“真实面目”——快要撑不住了。

近年来，日本经团联也在积极呼吁上班族发展副业和兼职，一直很重视员工忠诚度的日本老牌企业也纷纷响应。表面上的说法是提高员工的社会参与度，提高工作满意度，背后原因则是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已经到了崩溃的界限。“企业已经无法保障你们的收入，不如你们去外面赚钱吧”——这才是日本企业的真实想法。

在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野口悠纪雄看来，“安倍经济学”在提高日本企业员工收入方面发挥了副作用。在“安倍经济学”开始前的2010年，巨无霸在日本的售价相当于3.91美元，高出当时美国的3.71美元和英国的3.63美元，当然也高过韩国的3.03美元，而现在日本的工资与物价同时下跌，所以野口认为，日本人其实是在“安倍经济学”实行期间急速转贫的。

《东洋经济》分析称，“安倍经济学”的日元贬值政策使日本企业能够持续获利而不必改革其公司结构，是工资没有上涨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70%的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程度低于其他国家，无法产生高附加值，而且浪费了很多时间从事繁琐的事务性工作，形成无利可的局面。而且中小企业被大公司剥夺了价格决定权，也无法向员工支付高薪。

最近几年，由于日本劳动力短缺，导致工作量增加，所以上班族们感觉干得更多了，却赚得更少了，难免感到不平甚至不满。日本综合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所长石川智久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工薪族在他国工资上涨的问题时，也不能忽略失业人数的激增，这是最为关键的。“美国和其他国家，近年来工资呈现上涨趋势，但失业率也在直线上升，员工很容易被解雇。韩国也在 2018年提高了最低工资，这导致失业人数激增。日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以不加薪的形式来维持雇佣，不会轻易给员工加薪，但也绝对不会解雇。”不辞退也不解雇，导致日本企业的人才流动性小，所以只能降低工资水准，维持着一种“安定雇佣”的状态。

在日本，企业工资还与工龄直接挂钩，随着年龄增大，工资逐渐增多，而不管员工的能力和做出的贡献如何。企业解雇员工往往也不容易，因为以能力差解雇员工而被告到法律机关，企业大多会败诉。其实，日本的工资体系缺乏灵活性。在成果与收入挂钩问题上，业绩好的时候加了工资，但是如果之后业绩都不好，也很难再下调工资了。这样也会影响其他人的工资。

到手的钱实际上变少了

“工资30年不涨”实际上早已引起日本民众的不满。日本NHK电视台网站不久前采访了多位日本上班族，他们均就此表达了无奈。一名50多岁的中学教师对表示，“在过去30年，完全没有感觉到工资上涨，反而是保险费、交通费涨幅巨大。”

还有一名40多岁的出版社失望地表示，“工作量在增加，但始终没看到工资在增加。”此外，在日本社交网络上，也有不少网友吐槽日本虽是发达国家，但工资水平显然无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提并论。

在日本，一种普遍情况是，名义上的工资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到手的钱减少了，这是因为各种社会保险的金额增加了。比如，假设某人月工资36万日元，但是到手的只有27万-29万日元，即使年收入1000万日元，到手只有600万-700万日元。这十几年，日本的税金和保险费用在不断提高。

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2020年一个家庭月平均社会保险费支出金额为57223日元，这一数字在2006年仅为42221日元，14年就增加了15000日元。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日本内阁办公室从家庭调查中整理出来的数据，45岁-54岁的人群缴纳税金和社会保险费最多，占实际收入的20%左右。

日本的社会保险费主要包括公共养老金保险费、健康保险和护理保险费。虽然这是不得不支付的费用，是为了应对将来的养老金或健康问题所需，但每月6万日元的费用对工薪族来说是相当大的负担。

尽管日本企业大多采取不加薪但也不解雇员工的经营模式，但日本年轻一代却对未来越来越没有信心。据日本TBS新闻网报道，日本年轻人对于今后生活的消极情绪在滋长。一名20岁的上班族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我要买车的话，每个月就必须还3.5万日元。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我根本存不了钱。”另一名20多岁个体户大森对《环球时报》说，他大学毕业在公司干了两年后就辞职出来创业了，“看到父辈们工作到退休也不过是一份只够糊口的工资，我决定还是自己独立干事业。我有电脑设计特长，可以接活搞各种设计，从菜单到店面布置设计都承接。当工薪族太无趣了，个人干自己决定收入，感觉挺好的。”

“岸田首相正推出‘令和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很期待，希望能让普通国民的工资有明显提高。但最终能否实现这样的计划，我其实还是有些担心的，毕竟疫情之下的日本经济不是很景气。”一名37岁的日本友人对表达了担心。

庆应大学专门研究宏观经济的教授小林庆一郎对NHK电视台说：“从大的方面来看，近30年日本的物价没什么变化，工资也保持在相似的水准。而其他国家的物价大约为30年前的两倍。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廉价’的国家，出租车和酒店价格亦是如此。在美国，有企业倒闭，马上又有新企业诞生。但日本是稳定的，因为没有淘汰，但是没有进化可以被视作一件坏事。”

另一方面，在企业难以提高工资的时候，政府的作为很重要。小林称，“与其他国家相比，政府用于支援儿童保育的预算很低，应该加以改进。我们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向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分配资源，以及增加对高收入者的征税，来纠正收入差距。”

当前，日本正处在加快产业链重塑、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转折点上，以期解决劳动力急剧短缺和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但显然日本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已经落后，不少高端人才纷纷带队投奔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待遇问题，人才流失势必会成为日本的重大难题。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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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启示录

1946年的日本，狼藉一片，百废待兴。

长期的战争，不仅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更是摧毁了全国42%的国民财富。而彼时日本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尚且不到战前最高水平（1934~1936年平均水准）的40%，30%~60%的工业设备遭到破坏，主要制造业产品产量几乎都锐减至此前巅峰时期的50%以下；就连农业也降至战前的78%。同时，由于经济大萧条与工业生产的近乎停滞，超发货币刺激经济的方法早已失效，随之而来的是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大量工人的失业。

日本经济学家有泽广已在其著作《日本产业百年史》中，用这样一段话来形容日本战后的经济状况：

“一面是已经毫无价值大量的战争用生产设备残骸，歪歪斜斜；另一面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民众，东逃西窜……简直是人造沙漠。”

面对满目的萧然，日本政府没有“感极而悲者矣”，而是将“强国论”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思想，采取了倾斜的生产方式推动经济的复苏，即将有限的物资与大量政府拨款优先投放至钢铁和煤炭两大支柱行业中，以此带动工业生产的反弹；同时，通过解散大财阀、农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来确定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为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在朝鲜战争影响下，日本成为了美国位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军需物资供应地与军事基地。借助美国的支持契机，再加上国内的政策环境，日本国民经济实现了迅猛的复苏，1953年就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准。“神武景气”与“岩户景气”，威震江湖。

然而，经济的“甜蜜增长期”却让日本陷入了另一种尴尬的境地：一边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源源不断；另一边则是产能过剩、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收入差距悬殊、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并存，以及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产业结构配比不均衡的现实。

“国富民不强”的窘境，让日本经济界人士对如何正确看待日本经济增长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思与探讨，占据主导的声音有两种：

一种是“稳增长理论”，代表人物为主流经济学家后藤誉之助，该理论认为日本经济经过了战后的高速增长恢复之后，不太可能再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未来更可能的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

另一种是“高速增长论”，代表人物是著名经济评论家下村治，他声称随着日本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国民经济各行各业都具有极大的改进与提升空间，只要解决国内需求疲软的问题，日本经济必然可以继续昂首阔步。

在一片悲观论调之中，下村治的说法自然是更为振奋人心。不过要想实现高速增长的目标，有一个前提必不可少：日本的国民收入要在未来十年实现普遍性的翻倍。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幸运的是，下村治这匹“千里马”遇到了赏识他的“伯乐”——池田勇人。

作为1960年上任的新一届首相，池田内阁的当务之急便是尽快解决由经济问题而导致的国内局势严重不稳定。身为一个高速增长派的政治家，池田本人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预见到了日本经济得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光辉前景。因此，看法的一拍即合让下村治的建议顺理成章地被池田内阁采用。

与此同时，一项足以改变日本经济发展走势与全国百姓命运的计划也随之启动，那便是闻名于世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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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理解为由日本政府制定的一个“十年发展计划”（1961-1970年），按照计划要求，十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都要实现翻番，即年均增长率应达到7.2%，而最终目的则是提高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民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进步的协同并举。

这便明确了一点：所谓的“倍增”，并非人均可支配收入，而是人均GDP的倍增。事实上，根据最初的规划，当人均GDP实现翻倍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应比基期增加65%（扣除通货膨胀因素）。

不过，实现“提高日本国民生活水平”的最终目的是肯定的，欲达目的，至少还有四个基本任务需要很好地执行：

1、充实社会资本，主要是指通过公共投资，改变道路、港口、公用设施和服务等方面的落后状态；

2、引导产业结构走向现代化，鼓励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鼓励重化工业发展；

3、促进贸易和国际合作，以出口为中心的外汇收入需要扩大；

4、培训人才和振兴科学技术；

5、缓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存的二重结构，通过完善一系列社会保障来确保稳定。

这些，也构成了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内容。

该计划一经发表，就极大激发了日本国内对于经济发展的信心，进一步鼓舞了企业的投资热情，扩大了居民的消费支出。短短几年后，成效迅速显现，计划所提出的大部分目标都超额完成，这让日本经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二经济强国。

从结果来看，国民倍增计划实施期间，日本经济无论总量数据还是人均数据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参见表1）。

不仅如此，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还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展现：

第一，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迅速增加：这改变了企业设备投资迅速增长而公共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所造成的不平衡局面，促进了私人设备投资的增长，加快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第二，工业化得以实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增速最快的工矿业年增长率为10. 4%，而重化工业净产值占制造业的比率从63%上升到73.1%，十年计划期间，机械工业增长2.5倍，化学工业增长2. 1倍，钢铁工业增长1. 6倍；

第三，劳动力的素质得到提高：在计划实施的十年里，日本的在校学生增加了30. 6%，其中培养中级技术人员的工业高中在校生增加了12倍以上，实际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1. 5%，基本实现了完全就业，这也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和管理精英以及产业人才；

第四，国际收支状况大幅度改善：重工业的大力发展，使日本形成了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和巨大出口创汇能力的钢铁、汽车、船舶和家电四大支柱产业，出口贸易额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到计划末期，国际收入经常处于赤字的状态得到了扭转，出现了国际收支日益增加的盈余；

第五，国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61-197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由395美元增加到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收入金额是计划的1. 52倍，工资指数增速更是位居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首（参见表2）。

尽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也为日本经济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比如工农业生产率差异较大、通货膨胀严重、大都市人口过密、环境公害等，但瑕不掩瑜，并不能因此否定该计划的成功。这当中，有不少思想与做法都能给后人带来很好的经验启示。

比如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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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说，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之前，日本经济总体上呈现出的是一副“国富民不强”的态势。老百姓非但没有享受到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反而出现了一系列涉及到民生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国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尽管1955-1960年日本经济增长势头及其迅猛，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仅有5.6%（同期GDP增速则为8.8%），老百姓的整体工资水平尚不及美国的25%，这也直接导致日本国内消费低迷，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失业率攀升同样如影随形。不仅如此，劳工关系也日益紧张，各种游行罢工活动接二连三，整个日本社会稳定状况堪忧。

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各阶层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各阶层收入之间都存在着诸多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呈现出“双重结构”的特性。

解决这些问题，也便成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的最根本原因与最终目的，而推动收入分配的有关改革，自然是计划里的重头戏。

那么，日本政府都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首先，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

在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政府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来引导农业经济的发展，如《农业现代化资本促进法》、《农业基本法》、《十年土地改良计划》。在《农业基本法》中，明确提出了提高农产品尤其是大米的收购价格，这让日本大米的收购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同时日本对进口的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此来保证本国生产的高额收购价。大米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农产品价格的全面抬高，从而确保了农民增收。

此外，日本还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农业结构升级，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而转移非农人口，使农民通过出租或出售土地等方式获得大量现金，同样是切实提高农户基本收入和消费能力的重要手段。

其次，推行“农民工”转型方案。

在当时的日本，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一直都客观存在着：一来，农村从业人口没有办法在一夜之间转型到工业和服务业等收入较高的行业中去工作；二来，即便成功转型为非农人口，他们也无法像原本就是工人阶层的老百姓那样获得很高的收入和其他应有的权利保证。

为了帮助农民工成功实现转型，日本政府只做了一件事——一视同仁，无论是户籍、住房，还是保险、教育。

其结果便是：没有城乡户籍的隔阂让农民工跨地区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公营住宅、住房公团的做法让那些身处异乡的农民工在工作城市中得以安定的生活，养老、医疗、工伤、雇佣等保险种类的全民实施确保了企业稳定的劳动力，同等的教育待遇和升学待遇打通了农民工向上跃迁的渠道。这些前提都落实妥当，农民工的收入与应有的权利保证自然也便是水到渠成。

再次，力求缩小不同阶层间与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对于不同层面的收入差距，日本政府稳扎稳打，逐个击破：

提高职工工资方面，建立最低工资制度，缩小行业工资差别和提高整体工资水平；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倡导小型企业之间的联合，要求同行业的大型企业要对中小型企业提供设备以及技术人员的扶持以确保共同繁荣，制订了一系列和中小企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加速向专业化、科技化、自动化和批量生产化的生产方式转型，同时配以金融政策倾斜；

缓解区域不平衡方面，给予落后地区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在交通，水利，通信等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上加以支持，并且大力鼓励企业和工厂向落后地区迁移，以缓解东京、大阪等人口密集一线城市的生产生活压力；

扶持低收入群体方面，采取“限高、扩中、补低”的财政补贴政策，收入越低的群体，从国家财政获得到的补助越高。

最后，推行低赋税，健全社会保障。

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增加纳税人家属的补偿额度等方式进行全民减税，将经济高速增长所增加的大部分税收用于减免个人所得税，并守住税负不超过个人收入20%的红线。

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真正实现了国民全保险与全保障，而收入倍增计划的十年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每年增长1. 8%，占到全体国民收入的5. 9%，真正变“贫穷救济制度”为“贫穷预防制度”。

当措施实施到位，效果自然便是立竿见影。日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大改善，人们不仅工资水平有所提升，发展不平衡问题更是得到显著缓解。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刺激了日本内需的持续增长，人们越来越愿意在休闲、旅游、娱乐等方面加大消费力度，继美国之后的又一个“大众消费社会”随之而来。两次消费升级革命之后，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逐渐普及的同时，也将日本人的衣食住行水平抬高至亚洲首位。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所身处的国度是一个平等而没有阶级划分的社会，人人都公正平等地享受着全社会范围内的各种资源，而约有八成的日本人相信，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3

说了这么多，终究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

当不少人被消费升级的热风吹昏了头脑时，拼多多的横空出世犹如一盆冷水泼了下来，“农村包围城市”的崛起之路赫然提醒着人们：消费升级，不是你想升就能升，我们国家到底是穷人多富人少。

我们不妨来看几组数据：

（1）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9000美元，距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越来越近，而人均GDP这一指标让我国即便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掰掰手腕也不逞多让。

然而需要注意，人均GDP从来都不是老百姓身家财富最真实的展现。倘若将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对比，我们便知道国人的收入水平究竟几何。从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历来都显著低于人均GDP，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加大。显然，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已越来越赶不上人均GDP的增长步伐。倘若将农村居民纳入考虑范围内，差距无疑会更大。

（2）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表征的是老百姓收入在整体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这是用来衡量民生与民富的常用指标。

从数据看，自1990年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来没有高于过52%，2000-2010年期间更是低于一半（参见2）。而这一数字在日本，则是常年保持在55%的高位上。

（3）基尼系数

这是一个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其数值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国际上的贫富差距警戒线为0.4。

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以来，总体上呈现出先攀升后稳定的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至今，基尼系数从未低于过0.46，而最近三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7年的0.467（参见3）。这也充分证明，我国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已经相当严重，而且正有愈演愈烈之势。

而根据收入水平的不同，我们将全国居民人数进行五等份分组来加以考察后发现，2016年我国收入水平最高的前20％数量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9259.5元，遥遥领先其他80％的人群；即便是位于第二梯队的中等偏上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31990.4元，刚刚超过高收入群体的一半；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为5528.7元，不到高收入人群的1/10（参见4）。

（4）居民杠杆率

居民杠杆率是指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国家大多数人都身背巨额债务，那些在北上广深奋斗的人们一定尤为感同身受。

从5可以看到，1996年我国居民杠杆率只有3%，2008年也仅为18%，但是自2008年以来，居民杠杆率开始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短短六年间翻了一倍，达到36.4%，到了2017年已经高达49%，较之2008年激增了近30个百分点，也高于国际上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上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时间，而我国只用了不到10年。

另外，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报告》，我们国家超过一半的家庭处于零储蓄状态，银行无存款，家中无闲钱。自我感觉跻身中产，却充其量只是“高负债中产”。

这四个指标，拼出了国人收入状况的全部景：国富民不强，劳动回报低，收入差距大，负债水平高——而这一幕幕都像极了1960年的日本。

可是总体上看，我国的情况远比当年的日本要复杂得多。

受制于固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惯性与特殊国情，我国的户籍制度将城乡居民明确分割开来，而这无形中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加剧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致农民收入大幅度滞后于城市居民；同时，自然禀赋差异与政策的倾斜，让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早早处于领先地位，相比之下中西部却迟迟难有质的飞跃，进而扩大了不同区域间的收入不平衡；此外，我国不少垄断行业占据了过多的社会资源，攫取了高额垄断利润，加剧了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更是让难以享受到优质教育的人们向上级阶层跃迁的机会越来越少。

至此，不少人都觉得我们也是时候来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了。事实上，我国早已几次提出了与日本类似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比如1981年开始的20年内工农总产值翻两番，1991年开始的 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2000年开始的 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2012年提出的“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而收效也着实颇为明显。

只是还有很大可以改进的空间，而日本的成功经验，正是我们可以取经的地方。

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未来将何去何从，想必聪明人自有主张。

不过，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第一目标是国民收入的倍增而非经济总量的倍增；换言之，经济发展的思路理应是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这实际上是财富应如何在国与民之间分配的问题，而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曾说过：“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孔子同样主张富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而后的荀子则对国富民弱这一现象盖棺定论：

“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撅”。

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轨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优先创造生产大量物质财富自然是合情合理。可对于当前的我国来说，所谓的发展“初期”早已成为历史，新时期的发展主题应从大量物质财富的创造生产转向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与质量的全面提升，“民本”思维急需成为未来的主流。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历史经验证明，国强不等于民富，但民富则几乎没有国不强之理。切莫为了保增长就大兴土木盖楼修路，却置普罗大众的口袋钱包于不顾。

而这也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精髓所在。

银行兴衰！亚洲巨人的急速陨落！

文章要点

长期信用银行组建于日本战后百废待兴的时代，承载着政治任务和经济复兴的期望，见证并参与了60-80年代日本的复苏、增长和繁荣，沉迷在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中，最终破产。

长银的主要破产原因可以总结为：在经济泡沫阶段，长银在并没有良好的风控系统支撑之下，一味地追求规模扩张，大量放款给不动产公司，导致在经济崩盘之下，产生了大量的不良债权。在面对不良债权的问题时，长银对经济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认为经济会转好，所以一方面对相关企业追加贷款，一方面对不良债权采取了隐瞒拖延的问题，不良债权越积越多。在监管的缺失和不作为之下，最终，庞大的不良债权拖垮了长银。

通过对长银的分析，我们得到如下启示：（1）理解经济的周期性，是银行良性经营的起点；（2）控制业务的规模与节奏，是银行稳定盈利的前提；（3）风控体系的完善与有效，是银行基业长青的根基。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风险、企业经营风险

（感谢单春妮对本文编写作出的贡献。）

1、长期信用银行速览

二战战败之后的日本，面对的是大轰炸后的一片废墟，重工业基本被摧毁殆尽，临时占领期间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处处忌惮。但随着朝鲜战争以及美苏争霸的局势恶化，美国发现日本作为在远东桥头堡的“价值”，对日政策由压制转向扶持。日本政府抓住这一机会，于50年代开始了日本经济与产业复兴计划，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后文简称“长银”、“长信银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它在政府的帮助下成立，一直与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先后多位大藏省（日本中央政府财政金融机关）退休官员在长银担任要职。它的经营目的就是要服务于日本产业政策，为关键行业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堪称日本版的“国家开发银行”。

1952年，长银在原日本劝业银行的基础上成立，政府以认购优先股的方式提供了50％的资本金，在成立后的三年内，大藏省认购了长银全部金融债券的40％，拥有深厚政府“基因”的长银可以说算是半个国家银行。经营期间长银主要通过发行债券获得资金，并将资金贷给特定行业的方式赚取借贷差。

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长银的业务发展迅速，在1963年，长银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几千亿日元的资金，放贷对象包括丰田、东丽集团、川崎钢铁、东京电力、桥石轮胎和东芝等行业巨头，同时长银帮助这些企业进行海外拓展。

20世纪80年代，长银制定改革措施，希望将工作重点从传统的信贷转向投资银行业务，但并未获得外部监管部门和内部保守派的支持。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长银完全投入到泡沫资产“击鼓传花”的游戏当中，资产规模在1989年位列世界第九。

1996年，大藏省检查长银发现其掩盖了4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随着问题的加剧，1998年长银破产并收归国有。1999年，日本政府将长银出售给瑞博伍德集团，并于次年更名为新生银行。

2、倒闭始末

2.1 1945-1955：

废墟之上重生，服从国家政策

2.1.1 日本的战后复苏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战争经济宣告结束。随着战争破坏与军需生产的取消，日本的工业遭受严重打击，10月，普通钢材的产量仅为战前的1.4％，同时到10月上旬，被工厂解雇的失业人数达413万余人，物价亦急剧上涨。

为了使日本经济得到复苏，政府首先着手救助金融机构，将1946年一般财政预算中的20％作为产业经济费，对因政府停止发放“战时补偿”等而蒙受损失的银行给予补偿，以防破产；同时，成立复兴金融库，为国家基础产业的设备投资和企业运营提供资金；1947年实施的“倾斜生产方式”方案，则将紧缺资源重点划分给以煤炭、钢铁为中心的基础产业。这些举措使得基础产业的生产能力得到恢复和发展。

尽管基础产业得到恢复，但倾斜的策略使得中小企业困难重重，并发生恶性通货膨胀，随后美国占领军对日本实施了“道奇路线”，对外设置单一汇率制，对内实行平衡预算，这一举措抑制住了通货膨胀、改善了日本财政收支平衡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萧条。尽管朝鲜战争爆发，对军需的需求增长使得日本获得了短暂的“朝鲜景气”。但随着战争的结束，直至1954年底吉田内阁的崩溃，日本经济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2.1.2长银的成立

在20世纪30年代，考虑到银行较其他市场更容易控制，日本军方下令绝大部分的金融流通需经过银行。1952年，时任大藏省大臣的池田勇人召开金融政策委员会，采用易控制的银行而不是资本市场将稀缺资源供应给能够迅速重建经济的产业。池田的金融计划将银行作为主要融资，并将不同金融功能划分给不同的机构。经纪公司专门负责股票市场、城市银行为消费者服务并向大型企业提供短期贷款、信托银行专门负责资产管理业务、地区银行为小客户服务。

除此以外，1952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长期信用银行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种类的银行——长期的信用银行。池田认为“长期的信用银行”应通过自己发行债券融资，并向钢铁、造船、电力等特定行业提供长期贷款。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前半官方性质银行——日本劝业银行一分为二，一半成为普通的商业银行，仍沿用日本劝业银行的名称，另一半则改组成为了长期信用银行（即后来的“长银”）。长银成立之后，政府以认购优先股的投资方式提供给长银50％的资本金，在成立后的三年中，又认购了长银发行的全部金融债券的40％。

在资金上，和其他长期的信用银行一样，长银主要通过发行债券获得资金，在长银的资金构成中，有近80％是通过债券进行筹集的，其中附息债券和贴现债券的比例约3：1。根据《长期信用银行法》，长期的信用银行发行的债券分为五年期限的附息债券和一年期限的贴现债券，前者多由机构购买，而贴现债券多为个人购买。

在贷款投向上，作为一家具有政策属性的商业银行，长银在成立之初，主要还是聚焦于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业，服从政府产业政策，如二战初期的造船、电力、钢铁、煤炭等行业，以及后来的汽车制造等工业生产类行业。在长银看来，具有政府支持、符合政府政策导向的企业及这些企业的关联公司，才能够在日本长期生存。因此，长银在实际的信贷业务中，往往不是根据企业的财务报表作为评判依据，而是更多考虑企业的背景和社会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银有着十分稳定的借贷差。1945 年《临时利息调整法》的制定，规定了银行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票据贴现利率、账户透支利率等金融机构的利息上限。长银向其他机构发放的债券利率，总是固定在比长期优惠贷款利率高90个基点之上，而长银的放贷利率，则固定在高于日本银行贴现率的一定水平之上。

2.2 1955-1985：

经济增长转轨，变革山雨欲来

2.2.1“已经不是战后了”

从1954年12月起，日本已不再依赖战后复兴或朝鲜特需，而是真正依赖投资和消费等内需的增加来促进经济增长。到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采取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加大基建投入、缩小收入差距的方式推动日本经济发展，日本正式进入腾飞阶段。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国民收入增加一倍的目标，次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体，1960-1973年，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平均增速9.7％。

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两次石油危机、日美贸易战等带来的内外部冲击，日本经济增速换挡，1974-1985年间，日本平均增速3.4％，进入稳定增长期。在70-80年代，日本在利率市场化、资本流动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等方面逐渐放开了管制。1985，随着《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和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加速金融自由化，这些举措为泡沫经济埋下伏笔。

2.2.2长银的发展与改革困境

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长银也在不断壮大。20世纪60年代初，长银的业务发展迅速，在1963年，长银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几千亿日元的资金，放贷对象包括丰田、东丽集团、川崎钢铁、东京电力、桥石轮胎和东芝等行业巨头，同期，长银也帮助这些企业进行海外拓展。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为丰田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后，长银意识到了海外机会的重要性，因此派遣职员学习外语并前往海外的银行进行培训。日后长银管理层中的“国际派”，如大野木克信、平尾宏二等，就是在这一时期接受了海外的培训后脱颖而出的。

随着70年代经济的放缓和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需要通过长银进行贷款的需求越来越少，使长银的长期发展遭到威胁。因此，包括大野木克信在内的“国际派”开始倡议对长银进行改革，而大野木克信主张公司向投资银行方向转型的建议，也获得了长银高层的认可。1983年底，由于金融监管原因，银行虽然仍不被允许在日本内部介入债券和股票业务，但可以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参加海外市场的债券承销。长银由此计划成立一个“投资银行组”，进行债券交易、投资顾问以及系列产品等新业务的开发。

在长银1985年的战略规划中，改革的领导者马里奥·水上抨击了目前日本金融制度的落后，并指出长银的改革方向，其中主要包括：（1）日本金融和经济氛围扭曲，金融制度没有跟上；（2）银行需要转变角色，提供更加先进的金融产品，规模庞大不再意味着利润上升；（3）银行需要建立一个企业融资团队；（4）职员的升迁建立在贡献的基础之上，简化管理层，在薪酬制度上体现个人贡献。

尽管水上的改革受到了长银内部“国内派” 的反对，但“国际派”们仍为改革做出努力。大野木被任命负责“投资银行组”，平尾被派往纽约，开拓长银的国际资本市场，后来他督导购买了美国一家从事企业兼并的公司皮耶斯（Peer’s）的一部分股份，又收购了一家主要的债券交易商格林威治资本管理公司。然而1985年起，随着日本不动产和股票泡沫的不断累积，长银改革派的努力化为泡影，泡沫经济带来唾手可得的利润使长银沉溺于泡沫经济的游戏中，特别是不动产成为长银的新宠。

2.3 1986-1991：

镀金时代，纸醉金迷

2.3.1虚假的繁荣

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的升值使得出口大幅下滑，日本经济出现衰退。为了缓解经济下滑和通缩压力，日本开始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1986年-1987年间的连续降息后，央行贴现率从1986年初的5％降至1987年2月的2.5％这一战后最低水平。一系列的金融缓和措施使得日本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大幅上升。

在升值预期、低利率和宽裕的流动性之下，大量热钱涌入股市和房地产。日本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由1985年前的7.9兆日元增至1989年的25.9兆日元，扩大了2倍之余；资金运用于土地投资的比率也上升了2倍以上。 1985-1990年的5年内，与房地产无关的企业所拥有的土地资产增加了9.8％。由于大量的资金涌向了楼市和股市，日本国内的股价和地价也在1989年达到峰值。1989年12月29日，日经225指数报收38915点，相较80年代初，已上涨超5倍。

日本的商业银行也加入了这场股市和楼市狂欢。由于激烈的竞争环境，商业银行开始追逐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通过向商业贷款公司贷款的方式迂回向泡沫产业融资。据大藏省统计，日本的商业银行向商业贷款公司的融资在全部融资总额中所占比例约20％，商业贷款公司向不动产的融资在其融资总额中所占比例达40％。

2.3.2 不动产公司，长银的新金主

1985-1988年，长银的资产由18.4万亿日元增长至22.6万亿日元，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不动产贷款的大幅提升。1990年，长银的市值为248亿美元，位于世界第9位。在这期间，标普和穆迪对长银都给出了AAA的评级。不动产的疯狂使长银原本向投资银行转型的改革变得不那么急迫，相比投资银行受到的限制和利润的微薄，不动产贷款更加有利可。因此，新的领导者对马里奥·水上此前制定的战略计划进行了调整：宣布银行应该以投资银行作为长期目标，但短期内仍然应该侧重于作为核心业务的企业借贷；同时要求充分利用不动产方面的新机会，注重发展向中小型企业放贷。

在长银的不动产贷款中，对EIE公司的贷款极具代表性。EIE公司（Electronics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成立于1947年，在高桥治则接管公司以后，成为专门从事电子产品进口的贸易公司。20世纪80年代，高桥治则宣布将EIE公司改造成不动产集团。EIE公司在泡沫阶段四处购置土地和建造宾馆，吞并了世界上的许多资产。EIE的不动产业务从购买塞班岛的凯悦旅馆开始，后又于1987年买下了帝豪旅馆管理集团30％的股份。高桥出手阔绰，喜欢的旅馆就直接购买，夏威夷一个估价2000万美元的养牛场，高桥治则想要建造旅馆，就以1.5亿美元买入。在泡沫鼎盛的1989年，EIE搬入了造价高昂的新办公大楼，同期公司拥有多架私人飞机。

对资金有庞大需求的不动产集团EIE和在日本上层有一定地位的高桥治则获得了银行的青睐。在塞班岛凯悦旅馆的项目中，长银和汇丰银行就出借了300亿日元。长银对EIE的贷款几近达到无条件批复的地步。1990年，EIE的总借款数达到7000亿日元，并成为长银最大的10家客户之一，估计借款数目超过3000亿日元 。

2.4 1992-1999：

泡沫破裂，大厦将倾

2.4.1泡沫的破裂

日本经济的泡沫不断累积也让日本政府产生了担忧，并采取了主动挤泡沫的方式。从1989年起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的金融紧缩的政策，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日本5次调高央行贴现率，货币供应量也急剧收紧。在不动产方面，日本采取了直接管制土地交易、管制金融机构贷款、完善土地税制、强化城市用地管制四大措施抑制地价。

在这一系列紧缩政策之下，股市和楼市双双出现下跌。企业股权融资额从1989年末的25兆减少至1991年的5兆日元。到1991年末，日经225指数已从前期高点跌至23848.71点，到了2002年，仅剩8578.95点。根据日本国土厅的监视报告，日本土地交易总额从1990年开始以20％的幅度减少，特别是法人企业的土地交易金额减少的幅度在40％以上，六大城市价格指数在1992、1993、1994分别下跌16％、18％、12％。

随着泡沫的破裂，日本经济陷入低谷，投资于股市和楼市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恶化，日本失业率大幅上升，GDP增速走低。股市和楼市的溃败同时带来了大量的不良债权，1992年3月底，日本的不良债权达到近13万亿日元，到了2002年9月底，日本全国132家银行的不良债权余额达40.08万亿元。大量金融机构倒闭，1997年北海道拓殖银行和山一证券的倒闭更是将日本金融危机推向高潮。

2.4.2 长银的崩塌和新生

股票和不动产价格的下跌同样对长银造成了双重打击。股票投资方面，长银报表里的股票投资潜在收益从1989年的3.8万亿降至1991年3月的2.3万亿，1995年3月降为4380亿日元。而地产方面，在90年代初期，所有银行贷款中的25％直接流向不动产和建筑部门，其余的55％也间接与土地有关，长银自然也不例外，以东京为代表的楼市崩盘给长银造成了巨额的不良贷款。

以EIE公司为典型的不动产公司在经济泡沫破裂后遭到重创。在泡沫破裂前期，长银相信不动产和股价只是暂时下跌，因此仍继续对EIE追加贷款。到了1993年，长银发现EIE的问题极其严重，宣布与EIE切断所有，并承认先后贷款的1900亿日元，有一半无法收回。1995年，EIE行贿政府的丑闻捅到国会，高桥治则在国会听证时揭露长银出资拯救两家信用社，曾利用这两家信用社暗地里继续向EIE追加贷款，并向政治家和黑帮提供贷款的行径。

1995年3月底，长银宣布坏账总额达到7840亿日元，并使用全年度利润核销几乎一半的坏账。1996年夏天，大藏省认为长银有风险贷款为4万亿日元，占总贷款的25％，有风险贷款中三分之一已无法偿还。而长银在1997年春天公布有8400亿日元的有风险贷款，其中3500亿元为坏账。10月底，正当长银制定了债券和股票发行计划准备发行时，北海道拓殖银行倒闭，随后，三洋证券和第四大经纪公司山一证券均宣布破产。寒冬袭来，投资者对日本金融企业的信心跌至冰点。11月底，长银股价跌到200日元以下，是10年来最低水平，瑞士银行迫不得已宣布长银的筹资计划推迟。

1998年，日本成立了30万亿日元的安全基金用来支持各级银行，其中长银得到了1800亿日元的资本注入。但随着《现代外刊》对长银坏账的爆料，情况急转直下，市场开始抛售长银股票，瑞士方退出的流言传开，股价继续下滑。6月下旬，长银宣布与中型信托住友信托结盟，但住友信托本身坏账较多，这一结盟让瑞士方彻底愤怒，买下长银在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合资企业的股份后退出联盟。而住友信托坚持政府先把长银的坏账移开，并注入公共资金使长银存活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合并。遗憾的是国会投票拒绝了这一需要2万亿资金的计划。

到了10月下旬，国会同意为金融系统成立60万亿的安全基金，并为长银寻找买主，期间将长银进行国有化托管，此时长银的资本缺口达3000亿元。长银倒闭时账上有23万亿日元，其中2/3是企业贷款。国有化后，政府管理机构逐渐抛售长银的金融信贷资产，又将5万亿日元的不良资产转移给了整理回收机构。1999年夏天，长银账上最终剩下11万亿贷款。

来自美国的瑞博伍德集团积极地参加接管长银的竞价。1999年9月，瑞博伍德提出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为：以10亿日元购买长银，注入资本金1200亿日元，同时接管长银所有贷款。日本方面，政府拿出5000亿日元的储备金，提供“取消权”的做法，并另外再用2400亿日元注入长银。经过谈判，日本政府将储备金提高到9000亿日元。2000年，经过多次谈判，瑞博伍德接管了长银，并更名为新生银行，长银的故事就此终结。

3、原因分析

长信银行的发展史某种程度上是日本经济的缩影和产物：其成立即是日本战后倾斜生产资料政策的表现，其改革受挫也是日本在80年代忽视银行业改革的体现，其迷失则是日本经济泡沫时期金融机构的集体性盲从，其倒闭则是日本经济崩盘的一个缩影。长信银行的破产并非个例，在90年代中后期，日本多家银行发生倒闭，他们的共性大于个性，分析长信银行倒闭的原因，无疑也能从侧面看到日本经济在90年代崩盘的原因。

长银的主要破产原因可以总结为：在经济泡沫阶段，长银在并没有良好的风控系统支撑之下，一昧地追求规模扩张，大量放款给不动产公司，导致在经济崩盘之下，产生了大量的不良债权。在面对不良债权的问题时，长银对经济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认为经济会转好，所以一方面对相关企业追加贷款，一方面对不良债权采取了隐瞒拖延的问题，不良债权越积越多。在监管的缺失和不作为之下，最终，庞大的不良债权拖垮了长银。

（1）盲目扩张规模是长银庞大不良债权的根源。长久以来，长信银行依赖借贷差获利，在借贷差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长信银行只要将规模做大就能扩大利润。但随着日本金融制度的逐渐改革，利率市场化使得稳定的借贷差出现波动和减小，金融脱媒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可以通过银行以外的渠道融资，在这样的情况下长银的利润自然下滑。

此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看似解决了长银的增长问题。源源不断成立和发展的房地产公司可以为长银扩大规模提供新的流量入口，同时地价的增高使得土地这一抵押品更具安全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长银只需要不断扩张在房地产业的规模就可以解决自身遇到的问题并获得更大的利润。在这样的动力之下，长银向以EIE为代表的不动产企业大量放款。1990年，长银的资产达到3000亿美元，几乎是1984年的两倍。当泡沫崩溃席卷而来时，在经济过热时规模扩张过快的长银自然首当其冲地出现不良债权的问题。

（2）风控的缺失导致了不良贷款率的增加。放贷规模的扩大遇上风控的缺失，势必导致大量的不良债权。长银的放贷并没有考虑公司本身的经营情况和贷款用处。以前文中提及的EIE公司为例，EIE曾向长银的纽约办公室申请一笔3.5亿美元的贷款，用以建造位于曼哈顿中部派克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的第57街上的酒店，但对具体的财务使用并无规划。纽约办公室通过计算，认为可行贷款上限为1.5亿元。但为了与EIE公司构建良好的关系，这笔投资却获得了长银总部的支持，并要求满足EIE的一切要求。到了1989年，这座旅馆的预算已远远超过了4亿美元。

（3）接着，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加剧了不良贷款的扩大。在泡沫破裂的前期，长银仍然相信房地产和股市只是暂时的下跌，因此长银仍然继续向相关领域放贷。1990年日本的利率开始上升的时候，EIE请求长银暂缓增加贷款利率并发放更多贷款以弥补亏空的说法得到长银副总裁铃木克制的支持。当年4月，铃木又悄悄批准了另一笔“临时”贷款，以60亿日元填补资金亏空。同时出于对高桥治则的信任，长银也没有重新进行信用审查和要求更多的抵押。

（4）隐瞒的态度使长银错失了解决不良债权的最后机会。面对日益增加的不良债权，长银采取了隐瞒的方式，长银的做法既没有自行解决问题，也丧失了外界帮助银行的机会。在应付检查上，只要日本银行派人来检查，长银就提前把与法律有抵触的文件打包装进地下室，长银与检查人员就会心照不宣地忽略这些文件。

另外，长银对问题的隐瞒还体现在会计处理上。1991年12月，长银成立了一家名为“NR”的公司，用作储藏不再履行合约的贷款。从1991年末起，长银向NR以账面价值出售资产。NR只有在长银向它贷款时才有能力买下这些高风险贷款，但银行可以将这部分贷款化为优良贷款。在随后的两年内，长银又接连成立了日比谷开发公司、乐町开发公司、新桥开发公司等卫星公司，并抬高价格出售资产。另一方面，长银通过一些正常渠道将贷款分散到已有的子公司，这些公司同时承接股票和不动产。比如1991年，日本土地公司以1000亿价格购买长银在大手町的总部大楼，而该大楼的账面价值为20亿元，长银得到了980亿元的利润。外国的投行家也参与了日本的银行的隐瞒，他们设计的金融产品可以帮助类似长银的日本的银行短期内在财报上现实利润，而损失被长期掩盖。

这些错误的操作导致了长信银行大量不良债权的产生以及不断扩大，最终导致长银的倒闭。当然，监管的缺失也是庞大不良债权的帮凶。监管部门对于长银的隐藏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91年，日本银行检查时发现长银的账上有1.628万亿日元的贷款存在潜在风险，但长银正式报告中的数字为212亿日元，1992年，大藏省检查时计算出的潜在风险的贷款为1.3万亿元，但检查人员仍认为没有必要公布这些数字，直至1994年，日本银行发现长银的坏账和有风险的贷款膨胀至3.4万亿日元，大藏省和日本银行亦没有做出任何惩戒。

4、启示

4.1 理解经济的周期性，是银行良性经营的起点

长银和众多的日本银行都是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崩盘而走向破产，可以说，银行是经济泡沫的重要推动者，也是经济衰退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经济上行时，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偿债能力增强，随着地产和股市的高涨，企业抵押品的价值也水涨船高。即使银行本身没有降低放贷门槛，满足放贷要求的企业也会增多，银行的资产业务规模自行扩张。如果银行在此时激进地追求利润或和其他银行进行竞争，规模扩张倍增。自然，一旦经济下行，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和抵押品品质下降，违约率增高，银行的顺周期性又会使它缩减贷款规模，反过来影响经济。作为银行，要深刻地认识到经济的周期性以及银行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体业务上都要考虑到周期性：

（1）制定的战略要进行跨周期的考虑：商业银行在制定经营战略的时候，需要从长远的、跨周期的角度进行思考，既要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也要放入周期的因素，在考虑利润的同时以防破产作为底线。这也需要银行加大在经济周期方面的研究投入，以更好地认识和预测经济周期，把握经济运行规律。

（2）在经济上行期，一方面，银行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提前做好应对经济下行期的准备，如做好应对流动性危机等经济下行期可能遇到的问题的预案、提前进行压力测试、在上行期多计提贷款的损失拨备等；另一方面，银行在经济上行期应少积累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信贷业务上。

（3）到了经济下行期，更多是问题的爆发期，其实是在考验银行在上行期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一旦暴露问题银行能采取措施的时间窗口很小；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存在机遇，在普遍惜贷的情况下，经营稳定的银行应勇做秃鹫，寻找被错杀的企业，进行发放贷款或债转股等操作，当然这也需要银行提前储备投研人才，提高鉴别能力。

4.2 控制业务的规模与节奏，是银行稳定盈利的前提

经济下行期是银行破产的高发期，而不良债权过高往往是压垮银行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周期性的角度，我们在信贷业务的风控方面应该考虑以下方面：

（1）在信贷评估体系中考虑周期因素。在企业经营和偿债的指标标准上，可以进行动态调整，比如根据对应的经济水平对指标乘以一定的周期系数，起到逆周期的作用，对总的贷款规模或者部分行业的贷款规模规定上限等。

（2）注意贷款的期限和抵押物质量。在经济上行时，银行可能会高估经济上行的持续时间，在这样的判断下，长期贷款更有利可。但一旦经济出现下行甚至崩盘，长期贷款难收回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放贷时要注意贷款期限结构的合理性，并注意资产和负债的匹配性。与此同时，在上文中提及，经济上行时，资产的价格上升，使得抵押品特别是不动产的价值上升，但不动产的价格往往会随着经济的下行而下滑，侵害银行利益。因此，在对抵押品的价值进行评估时，要考虑到周期的因素。

（3）形成严格完善的客户准入和管理体系。首先，形成了客户的白名单准入机制，在白名单内的企业的，行业分布应合理科学；其次，对于白名单中的企业的单一授信额度的上限可根据所处的经济环境而进行动态调整；再次，尽管白名单中的企业往往资质较好，但仍需密切跟踪，对白名单定期更新，特别是属于周期性行业的企业。

4.3风控体系的完善与有效，是银行基业长青的根基

一个有效的风控体系，是银行能长期进行业务的根本所在。在长银的案例中，过多的不良债权和瞒报现象的存在都与风控的缺位有关。结合长银的案例，我们有如下启示：

（1）风控要渗透在银行的每一笔业务之内。无论是信贷业务还是银行的投资业务，利润部门的目的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因此先天有扩张规模和忽视风险的动力，这就需要风控部门严格将每笔业务都控制在正确的轨道上。以信贷业务为例，风控应提前设置好放款对象的条件，使信贷人员有据可依，当收到放款申请后，应仔细核查放款对象的资质、贷款用途等，在完成放款后，应定期跟踪放款对象，每一步都有风控参与在内。

（2）日常注意培养专业的风控人才。长银在隐瞒不良债权时多采取了会计手段，因此风控部门需要培养财会、法律等相关专业能力的人才，并与外部审计人员多沟通，以便及时识别问题和解决问题。

（3）完善隔离制度，建立预警系统。这两点主要运用于信贷业务方面，隔离制度要求与某家公司有利害关系的管理层必须避免参与该公司的信贷审批工作；设置预警系统要求银行对宏观、行业风险设立跟踪体系，一旦出现拐点，对相关企业采取维持或降低授信额度、调出白名单等操作。

（4）风控部门需重视可能存在的瞒报问题。银行业务中可能存在风控未能发现的死角和问题，因此，可建立奖惩制度，鼓励相关责任人主动上报问题，对主动报告问题的责任人酌情减免惩罚，另一方面对隐瞒不报的行为予以惩处。如果隐瞒拖延的问题是由公司高层授意的，更需要风控部门拿出措施，因此可以事先授予风控部门必要的权限，包括查阅公司重要文件、冻结当事人事权等权力。当隐瞒的事态特别大时，风控部门可以直接求助监管部门，尽管看似“自曝家丑”，实际却能及早让银行回到正轨。

5、大事记

1952年，长银在原日本劝业银行的基础上成立。

1961年，长银搬入位于大手町的总部大楼，业务发展迅速。

1963年，长银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几千亿日元的资金，放贷对象包括丰田、Toray、川崎钢铁、东京电力、桥石轮胎和东芝等行业巨头，同时长银帮助这些企业进行海外拓展。

19世纪60年代，长银派遣职员学习外语并前往海外银行进修。

1985年，长银制定改革措施，希望从传统的信贷转向新型投资银行，被驳回。

1990年，长银的市值为248亿美元，位于世界第九位。

1993年，长银搬入造价500亿日元的大楼。

1995年，长银爆发丑闻，总裁辞职。长银宣布坏账总额达到7840亿日元，并使用全年度利润核销几乎一半的坏账。

1996年，大藏省发现长银掩盖4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

1998年，长银获得日本政府1800亿日元的资本注入，但随着《现代外刊》对长银坏账的爆料，情况急转直下，长银最终破产，收归国有。

1999年，长银出售给瑞博伍德集团，改名为新生银行。

6、附录：拓银的倒闭与“护送船队”模式

在长银破产之前的1997年，北海道拓殖银行（简称“拓银”）宣布倒闭，这是日本90年代泡沫经济崩盘以后第一家倒闭的城市银行。拓银成立于1900年，最初为开发北海道而成立的政府特殊金融机构。1955年，拓银成为城市银行，并开始经营外汇业务。在倒闭前，拓银共有5500名员工，它是北海道地区近40％企业的主办银行。拓银与长银的倒闭原因如出一辙。尽管该行在北海道的市场占有率为第一位，但在日本整个城市银行里排名中却是最末的一家，其本身的经营能力一般。在泡沫经济时期，拓银大量地向不动产相关的项目发放贷款，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拓银的不良债权不断累积，此时，拓银与长银一样，采取了隐瞒不良债权的手段，问题越积越大。

1997年4月，由于拓银不肯公布经营数据和坏账情况，其与北海道银行的合并告吹。1997年9月，拓银的股价跌破100日元，当月有2500亿日元的存款被银行客户提取 。到了1997年10月，拓银已无法在日本的银行间拆借市场调集资金。1997年11月17日，拓银以“短期金融市场急速收缩，难以筹措资金”为名，宣告破产。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安排在北海道排名第三位的北洋银行以小吃大，承接了拓银的业务。

日本金融监管部门让北洋银行承接拓银的处理办法仍是按照“护送船队”模式进行。“护送船队”是对日本金融监管模式的一种比喻，意指日本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像是一个船队，监管部门的作用是保证船队中的每一只船都顺利行进，即通过业务管制、隔离外部竞争、由经营健全的金融机构收购处于破产中的机构等行政管理手段以维持稳定的金融环境。这种模式对90年代日本银行的倒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护送船队”模式对银行的经营形式造成了负面影响。“护送船队”模式使得银行的经营脱离市场化，监管部门对银行的业务和人事有很大的干涉权力，因此银行高管更多地考虑是如何“不犯错”，以保住职位。这种心理一方面使得日本的银行往往不去考虑创新业务，而维持传统业务，因此在利率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中，传统银行的利润下降；另一方面，这种心理也促使了银行高管在面对不良债权问题时所采取的隐瞒、拖延甚至追加贷款的行为。

（2）“护送船队”模式使日本监管部门与银行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拖延和隐瞒了问题。在“护送船队”模式下，一旦银行发生倒闭，势必会追究监管部门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同银行一起，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股价和地价的回升使得坏账不药而愈，因此不仅没有采取行动，甚至帮助银行隐瞒问题，致使问题越来越大。

（3）“护送船队”模式使得监管部门没有很好地对问题银行进行处置。监管部门仅仅采取由经营较好的银行出面兼并的方法解决出现问题的银行，早期经营较好的银行还能被迫或出于讨好的目的协助监管部门。到后期，随着破产银行越来越多，不良债权越来越大，到了拓银和长银时，北海道银行和住友信托都无力也不愿意承接，这一模式也相当于宣告破产。政府的做法，一方面使存在问题的银行有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也使得早就该破产的银行的问题并不能很好地由市场的力量进行化解，债权仍然由接手的银行和政府承担。

7、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风险、企业经营风险

本文源自靳论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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